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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伪装者】【楼诚】《Louis et Adèle 路易与阿黛勒》(《当以歌》番外)

Lantheo:

《当以歌》通贩完售感谢。画卡仍可继续购买w


说明:错误都是我的,他们都不是我的。本番外是本内首发番外之一,现全章放出。《当以歌》目录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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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uis et Adèle 路易与阿黛勒 (全章)




Louis在一场细雨里到达了巴黎。


说是巴黎,其实不准,至少不是Louis心里计较得紧的“巴黎”。他在下午降落到夏尔·戴高乐机场,雨丝未散,地面濡湿,法国西北地区十二月的日头正苍白着昏昏沉沉。他按先前的计划搭乘大巴,到贝尔西站,再转14号地铁,从大名鼎鼎的夏特雷地铁站钻出来,Paris终于扑面而来。


比Paris更早向Louis扑面而来的,是Adèle。


    


Louis第一次见到Adèle,他正在14号地铁的车厢里东张西望。那时候Louis要有三十个小时未曾睡过觉了,年轻人的精神平白消磨在漫长的轨道线上,却不敢当真不顾一气地睡着。他像个孩童那样大睁着眼睛,心里存着好奇,然而去过的地方多了,战栗似的新鲜感就被既往的经验不可避免地削弱下去。


然后他看到了Adèle。


Adèle坐在Louis侧面,不算紧挨,却也不远。吸引Louis的是Adèle的口红颜色——她是人丁稀少的车厢里唯一一个涂明艳唇色的女人,那一抹红色迎着车厢的白炽灯光,随着地铁行驶而微微摇晃,在Louis的眼睛里变成一个镜头,一张照片。


第一次,Louis想,这颜色如能从某一面上代表法国女人,那应当是不错的。


Adèle正闭着眼睛。她像是太熟悉这里了,不怕过站,不怕人潮,车厢与隧道都是她鲜明浩大的布景,而她沉在自己的世界里,是思虑还是发呆,Louis猜不准。


 


十二月到一月,Louis忙得脚不沾地。他办妥入学的手续,住进新的公寓,换了驾照出来,微微寻得一点偷闲的时间,也挤到埃菲尔铁塔下去数新年倒计时。慢慢地,一月落幕,二月三月接着到来,巴黎的春天却仰仗西风肆虐,迟迟不来。


三月的一个周末,Louis从课业里把自己拔出来,租车去圣日耳曼昂莱。


他独自一人,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就去穆浮塔市场。遍地都是挑选当日新鲜的食材的餐馆采购员,而Louis挤挤挨挨地穿过那些食物的摊位,径自去挑花。他长了一双垂下眼角就会显得伤悲的眼睛,穿黑色的风衣,看的全是白色的鲜花,女花商以为他遇到了新丧,表情难过得不得了,硬给了他一个拥抱,力度和香水味都让他微微窒息。


他买了很大的一束百合,从拉丁区把车沿着塞纳河开,一路驶出巴黎市中心,再向西北。导航选出三条路线,他选了一条最近的,小心翼翼地开了四个小时,抵达圣日耳曼昂莱。


时间明明是中午,天又下起了雨,漫天漫地的寒气森森。Louis没有伞,竖起风衣领子,买咖啡,问路,找到墓园的时候几近有种做梦的感觉——平地起了薄雾,今朝的新草从往昔的旧草梗之间萌发出来,大理石墓碑与雕像上的青苔泛着湿漉漉的柔软冷意,像是时光风化了的温柔旧疤。


Louis不能确定自己的消息是否正确,那积年的往事快要被时间冲刷得面目不清,但他愿意平心静气地挨个墓碑去找。


然后他在绿意与湿雾中看到了Adèle。


Louis有个记人很准的天赋,或说是毛病,不晓得是先天得来还是后天养成。他远远看到法国女人一侧的脸孔轮廓,看到那一抹不变的口红颜色——他站住了脚,望着这个抽出现实的镜头,这恰似一张相片的静止瞬间,不肯相信世间还有这样的巧合。


Adèle听到他的脚步,回身,看到他一手拿着冷成北冰洋的咖啡,一手抱着在标志两厢车里颠簸了四个小时、蔫头耷脑的花束。


“您好。”她说,声线是美丽的微哑,恰似她唇色中一缕柔软又极淡的金属意味。她不知是从他的模样、他的花束还是他整个人身上看出某种端倪,神色从平静变作微微的讶异和欣喜:“您是为他来的吗?”


她一边这样说,一边让开些身子,指她身前那块墓碑。Louis走近几步,凑上去看,看到一方白得冷清以至冷灰的大理石,其上的刻字里不填颜色,墓碑不饰十字,没有雕塑,只有苔痕漫漫。
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,静静把咖啡放了脚边,双臂抱紧手里的花,“我在找一个人……一位逝者。”


“当然。”Adèle说。


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。”Louis说着,用手掌去擦墓碑上的青灰痕迹,毫不介意那湿冷黏滑的藓痕濡湿他的皮肤。他的指尖停在刻字的位置:“啊,我也姓这个。‘明’。”


“‘明’。”Adèle重复着,发音里带有不可避免的走调。开朗从她的困惑里解脱开来,让她微笑:“您们是这样读它的,Ming,像英语。”


Louis点了点头。他再去缓缓摸过那个名字,轻动嘴唇来读姓氏之前刻着的字母,声音里有些细微的颤抖和复杂:“Louis.”


“您见过他吗?我是说,在他还活着的时候?”他回头问,弹掉指尖上的湿苔藓。


“我没有。”Adèle摇头,“我出生的时候,这位先生已经去世了一些年头,但这块墓碑是我的母亲为他立的——从前这里是一个十字架。您见过他吗?”


“没有。”Louis说,“从来没有。”


“您从哪里来?”


“巴黎。我的意思是,我现在住在巴黎。我从中国来。”


“您是来……继承他的遗产?”


“不,不,我只是来找他。我答应了一个人,我要找到他。”Louis说着,突然笑了一下,“您看,我都不知道这座坟墓里的人是不是他。”


“我有他的照片。”Adèle突然说。


Louis任凭自己的眼睛大睁了一阵,任凭耳膜嗡鸣而指尖颤抖,看Adèle从口袋里取出了手机,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着。终于他回过神来,嘴唇哆嗦了一下:“我也有。”


他们互相交换了手机,后又互相对视。两张相片应当都是宝丽来相机拍摄的,Louis那张是扫描后转存的文件,而Adèle的那张无疑是实物实拍。Louis的目光里藏着一份艰难的感怀,而Adèle的目光里有比惊喜更漫长的神色。


“原来他老了之后是这样子的。”Louis说。


“原来他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”Adèle微笑。


“这张照片……”Louis推测着,“是您母亲的吗?”


“是的。”


“如果有可能的话,我希望去拜访她。”Louis说,递还她的手机,抬起了眼睛,“我到法国来找他,有一个很长的故事要讲。”


“她过世了,上一个冬天的时候。”Adèle轻声说,把手机还给Louis。Louis愣着,而她倏地微笑。


“您也可以向我讲。我的母亲也给我讲过一个很长的故事,我原以为我会是这世界上唯一的听众和记忆者。”


Louis还没有说话,她继续说:“我也住在巴黎。”


“我等一下会回去。”Louis说,挠着后脑,不知该怎么讲话,“您不介意的话,可以与我同行。我开了车。”


“没有问题,我是坐TGV*来的。”她说,“您可以叫我Adèle。”


“我叫Louis。”他说。


Adèle问:“那他叫什么?”


Louis捡起了他的咖啡纸杯,把花留在了墓碑下。他用手指遮住了墓碑的一部分,遮住雨珠和青苔,遮住了“Louis”最后的两个字母。


“他叫明楼。”


 


Louis在归程上让出了方向盘。Adèle把车开得飞快,雨丝挂满了玻璃,窗外的景致变作冷灰蓝的色调。他望着手表,准备两小时后换班。


下午的天气变得更冷,给衣服边角里灌满湿凉的潮气。Adèle开了微弱的暖风,加热过的空气在车里吹出一股散不去的香水味道。Louis把头侧倚在车窗上,汽车颠簸的声响通过他颅侧的骨骼清晰地传进他的耳中。


Louis不知怎么就睡着了,冰凉的车窗与坚硬而轻微的磕碰似是让他心安。他再醒来时,天幕已然透着薄暮冷冷的金灰色,他们正停在一处加油站,Adèle在给车加油。催他入睡的那股暖熏熏的香气不见了,他的鼻尖发冷,车里满是汽油味。Louis改坐到驾驶位上,给车窗开了一个小缝,Adèle回来时,她带回乡野里湿漉漉而发甜的雨水和泥土味。


车子驶离加油站,驶入铺遍大片向日葵与葡萄藤的暮色中去。Adèle点了一支烟,问Louis要不要。那烟气闻起来也带一丝冰凉,不像是要感染什么,倒像是要渲染什么。Louis要了一支,吸烟的时候侧颊微微凹陷,露出一个像是雕刻那样美好的弧度来。


他们已经离巴黎很近,回去的时候天正透彻地黑下来。塞纳河边的照明总像是不够亮,灯光旖旎浓郁地适可而止,留下大片朦胧了光晕的影子。


“你想去哪里?”Adèle问他。


Louis说:“西提岛。”


“圣母院?”


Louis应了一声。


巴黎正堵车得厉害,他们在吵闹的车流之中走走停停,被交叠的起步和刹车摇晃得饿意全无。车子停在左岸,他们从道布勒桥上走上岛去。巴黎圣母院刚刚闭门,广场上游人很多。Louis去买咖啡,回来的时候还带了闪电泡芙和水果杯。


Adèle拿到她的那杯,当先问:“是什么?”


“Café au lait.(咖啡欧蕾)”Louis说,“我长过教训。前几个月给我的室友买了美式咖啡,他差点把我淹死在里面。”


Adèle明目张胆地大笑起来。他们在河边找了一个位置,面对河岸,背对巴黎圣母院的侧墙。人流经行,河流经行,夜色美好而无风,像一幅流动的画作般美丽。


Adèle说:“我建议举杯,敬你的室友……”


“他叫Alexandre。”


“敬Alexandre,法兰西的骄傲。”


他们两个装模作样地碰了一下咖啡纸杯,分食两条泡芙,Adèle用叉子去戳水果杯里的李子,问他:“为什么来这里?”


Louis又去翻他的手机,如Adèle拟想的那样将一张老照片给Adèle看。照片里的人站在与他们当下差不多的位置,大抵应离圣母院更近一些,他很高也很瘦,裹着大衣,只露出半边侧脸。


“这是谁?”Adèle问。


“你的故事里有这个人吗?”Louis也问。


“没有。”


“那么你先讲。”Louis说,“我的故事里是有这个人的。”


Adèle说:“好”。她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顶,把咖啡杯在掌间摩挲着转了一圈,轻轻地清了一下嗓子。


 


“我的母亲也叫Adèle——Jeanne-Adèle,那年头流行起这样长长的名字。”


“Jeanne-Adèle第一次见到明教授,是在1968年5月10日的夜里。‘Mai 68‘**,你应当听说过的,非常疯狂和非常真实的过去。”


“我听说过。”Louis说。


“但那些事情与我母亲……不能说没有关系,她那天晚上的确是在街上的。她会讲她和他们是怎么把街垒构筑起来,怎么样示威,怎么样与警察冲突,怎样追求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,仿佛觉得不拼命就是失败和耻辱。但当你用‘他们’这个词来称呼那一夜和那段岁月里的所有人,所有人的面孔就都模糊了起来,每一个个体的人与那些事情的距离就变得很远。


“具体到我的母亲身上,那个晚上,她发现她怀孕了。”


Louis无声地睁大了眼睛。


“就是这样的荒诞。”Adèle说,喝了一口杯中残存的冷咖啡,“我听人们讲述这样的故事,讲述在某一个大事件中他们自己的感受,总觉得别人告诉你最真实和已既定的才是最缥缈的,那些最可笑的才是最真实的。”


“或许。”Louis说。


“在那个晚上,在那个有动乱也有流血的晚上,我的母亲选择了逃跑。事后证明她的确是怀孕了,但那个孩子不是我。她偷偷地堕了胎,原因也很简单:她已经与她的男朋友分了手。这烂俗的故事不是书里的,却恰恰是我们的。


“5月10日的深夜,从当初她骄傲着站上去的战场上逃掉的Jeanne-Adèle,发现她没有地方可以去。整个拉丁区都疯了,整个巴黎都要燃烧,所有的街道上都是人,所有人都在声嘶力竭。这种动乱让她害怕,当她突然用恐惧把自己与疯狂分割开的时候,她发现她并不知道自己先前在做什么,也不知道她往后要怎样做。


“我必须说,我的母亲,这个当时怀孕了的、过度惊恐而有点神经质的女人,踹开了明教授的房门。她说她觉得那栋房子里像是没有人的,她对我列了很多信誓旦旦的理由,我大概要理解成母亲想在女儿面前挽回一点尊严,但我也要说我并不介意,我毕竟是她的女儿。”


Louis轻笑了一下。


“‘那栋房子里全都是黑的’,我的母亲说,‘但我没想到,我逃开了警察,却被一把左轮手枪指住了脑袋’。


“明教授只问了我的母亲一句话:‘索邦烧了吗?’


“我的母亲说:‘我怀孕了,先生,求您让我用一下卫生间。’他把手枪放下,给她指了路,她在卫生间里大吐特吐,然后放声大哭。


“哭完之后,她更加害怕。她有想过偷偷离开,但是卫生间没有窗子。当她推门出去的时候,她发现整栋房子亮起了灯。她在楼梯上见到了明教授——他很瘦,也很高,显然不年轻了。她看他的手和他的长裤口袋,他说:‘我没有带枪。’


“‘街垒都烧了起来。我不知道索邦有没有烧掉。’我的母亲说,‘我从4号开始就没有再回去了。’


“‘您是索邦的学生吗?’明教授问。


“‘您是索邦的教授吗 ?’我的母亲很警惕地问。


“他们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,明教授说:‘我曾经是。’他说:‘你可以先不用离开。’


“我的母亲留了下来,因为她总是非常想呕吐。她在卫生间的门边坐了三个小时,天不亮的时候她听到外面逐渐没有了声音,就从房子的后门溜掉了。


“向我讲述的时候,她已经记不清那晚她在街上究竟都做了什么——她要我去查照片,说她所做的不外乎是那些被记录下来的。但她记得她与明教授说的那些话,她说她害怕得要疯了,人在最害怕的时候,脑子总是空的,那些话能轻而易举就刻上去。”


“这不是一次成功的相遇,是不是 ?”


“但让人印象深刻。”Louis说。


“或许对他们都是。”Adèle说,“一年之后,我的母亲又在圣日耳曼昂莱遇到了明教授。哦对了,我忘记说,我的母亲不是巴黎人,她的家就在圣日耳曼昂莱。那个时候她非常不好,我的外祖母生了很重的病,而母亲是一个二十岁的、爱情混乱的、堕过胎的辍学生。显而易见,她没有钱。


“这又是非常世俗的故事,大家总是在世俗里面相见的,而不是在传奇里。


“应当是明教授先认出了母亲。母亲说她本来是要去教堂的,但是走出医院的时候已经哭泣得走不动路。她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认出明教授,大概那个动乱的晚上,记忆都真实得像是太不真实。她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哭笑不得的话,‘教授,为什么我总在人生最糟糕的时候遇到您?’”


“明教授说了什么?”Louis问。


Adèle耸耸肩:“我不知道,不过应当是直到那一次,他们才知道互相应该怎么称呼。我的母亲说他比她记忆里的模样显得更瘦了,他看起来也不是很好,她猜他是住在医院里,而不是陪着什么人,事实也如此。他是一个人住在那里的。”


Louis点了点头。


“他请她喝了咖啡。母亲说他看上去不是那种会轻易请人喝咖啡的人,但那个下午他像是太有时间了。他应当也不是随意与别人闲谈的人,你看他的照片就猜得到,他绝对不具备法国人爱漫天讲话的特质,但那个下午他与我的母亲达成了……一个交易,我猜。我的母亲会从他那里得到一笔钱,前提是我的母亲要帮他回巴黎去取一些东西。可能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回去,又或者是别的原因,我的母亲没有多问,她承认她一点都不好奇,也没有评估或许会存在的风险,因为那实在是非常大的一笔钱,她只想得到它,她太需要它了,她还不想让她的母亲死。


“1969年的十月,Jeanne-Adèle拿到了钥匙,回到了明教授在巴黎的房子。那栋房子很久都没人住了,但像是总被精心打扫的样子,很干净。他给她列了一张非常详细的单子来说明需要拿走的东西,她小心翼翼地照做,害怕因为任何的闪失而失去任何一块法郎。”


“她取了什么 ?”


“书,还有文件,都是私人的东西。她如约拿到了明教授的支票,其后的八个月她都可以直接从美国买药,对医生颐气指使。然后我的外祖母去世了,就像正常发展的一个人世故事,而不是那些让人做梦的小说。


“处理外祖母的葬礼时,母亲说,她被跟踪了。我相信‘跟踪’这个词有所夸张,据她讲,她的车子被人翻找过,但什么也没有丢。当她和她妈妈的旧公寓也被翻找后,她开始恐慌。她们都有些离群索居,我的外祖母去世了,母亲在圣日耳曼昂莱再不认识什么人,除了明教授。当一个人突然彻底变成一个孤单的人的时候,对生活的警觉就会成倍叠加。想来也对,一个有手枪的、会问她‘索邦烧了吗’的教授,一个不能回自己家去取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东西的人,难道不可疑吗?何况他还有很多钱。”


“她去问了明教授?”Louis问。


“她去问了明教授,她没有别的选择,她是一个人,不想在某一天不明不白地突然死掉。明教授让她回巴黎去,她回去了,她继续上学,然后一切都正常。1971年,我的母亲选择再次停学,她回到圣日耳曼昂莱,想要做一份短工来挣到她下一年的学费。她在一家疗养院里当护工,你该猜到我想说什么 :明教授也住在那里。


“频繁地与一个陌生人产生交集,是一件可以让人惊恐的事情。母亲是吃惊的,而明教授似乎也是吃惊的。她在那里呆了一年,这一年里她并没有更多地了解明教授。‘他是一个不能够让人了解的人’,母亲说,‘似乎他一生所致力于的就是避免被别人了解。’


“1973年的春季学期,我的母亲二十三岁,重新入学。夏天到来前她收到了一封信,说明教授已经去世,他居然给她留下了并不多的一笔钱。她没有能够参加明教授的葬礼,因为明教授没有葬礼。她又回了圣日耳曼昂莱,发现她是唯一一个在他死后能‘领走’或者‘得到’什么的人。她用那笔钱给他买了一块墓碑,刻字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一个战后到巴黎的美国人,他出生在1905年,他叫Louis。她没有带走那笔钱,但带走了明教授留下的一个盒子,那盒子里装着一部分她几年前为他从巴黎取回的东西,她担心如果她不把它领走,就没有人领走它。


“很多年过去,她希望有人可以把那个盒子领走。她觉得她太无关了,不该是她拿着的。”


“你把这些都记得很清。”Louis说。


“我给我的母亲录过音。如果你把邮箱地址给我,我可以给你发送过去。”Adèle说,“我要承认,这是我更小一点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故事,它像个三十年代的故事,留白太多,有种抽离似的神秘感。我看得出我的母亲是骄傲的,因为她能在这故事里占据一个小小的角落。她猜测,我也猜测,明教授应当有一个非常长的过往,我把那比喻成一片海,而我们走过海岸边,遇上了一朵浪花。”


“他留下了什么东西?”Louis问。


“一些医疗单据,一些信件,从1950年开始。我给你看的那张照片也在里面。”


“那些信,你看过吗?”


“没有。几乎所有的信都是被读过的,但被拆开的封口又被重新粘合了,我的母亲不允许我再拆开它们,哪怕她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他。我母亲的一任丈夫有一家二手书店,他们离婚之后,他留下了很多书。那些老书与明教授的盒子都被放在阁楼上,那里是我发挥想象力的地方,我把他的故事填补到那些战前的书和当下的电影里,发挥一个十几岁女孩的浪漫。啊,当然,后来我就开始玩任天堂了。”


Louis微笑。


“我要承认我是看过一封信的。”Adèle又说,“那是一封填上了地址却没有寄出的信,没有粘胶。信纸上只有一行字,是中文。”


她从手机上找到了那张照片。Louis问:“你把它们都照了下来?”


她看出他的疑惑和一点潜藏的警惕,她轻轻地说:“我要离开巴黎了,Louis。我本以为我今天可以在圣日耳曼昂莱与这个故事告别。”


Louis微微张了张嘴,但没有说什么。他看Adèle拍下的那封信,信封上的地址只写到北京一地,该贴邮票的地方用铅笔写着“1962”,信纸上当真只有一句话。


“‘季子平安否。’”Louis念。


Adèle问他:“什么意思?”


“这是一首诗歌里的一句话,问候老朋友是否平安的。那是很悲伤的一首诗。”Louis说,“这个地址是北京,我不知道1962年的时候能不能从巴黎直接寄信到中国,但我猜他没想要寄这封信。”


 “或许”,Adèle说,“我的故事讲完了”。


她站起身,捏扁她的空咖啡杯。Louis把他的空杯子丢在泡芙的纸袋里。时间已经很晚,西提岛安静下来。他们一起绕着巴黎圣母院的广场走了一圈,寻找垃圾桶。Louis又给她买了一瓶水,给自己也买了一瓶。他们坐回到原来的位置,他扭开瓶盖,喝了一口水,从喉咙到胃都冷冷地沉了下去,而心跳很热。


“我要讲我的故事,这个故事里明教授的确出生在1905年,但他不叫Louis,他是中国人。我必须先讲我的家庭,因为它实在太过特别。我姓‘明’,我的父亲姓‘程’,我的祖父姓‘崔’,最初我并不觉得这其中有太多的深意,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我是领养的孩子,并怀疑我的父亲也是领养的孩子——事实确实如此。但有些事情,我并未猜到其中有那样的曲折。”


“明教授也姓‘明’。你们是把姓放在前面的。”Adèle说,“你说他叫明……”


“明楼。”


“那你叫什么?”


“我叫明昭。”


Adèle跟着念了一遍,自己知道念得不准,轻轻笑了一下。


“我的祖父也已经去世了。他给我零零落落地讲完这个故事,讲述的时候总把我认成十几岁,或者更小的年纪,但却把这故事记得条理清晰。你的故事里只有一个‘明教授’,我的故事里却有两个人:明楼是一个,还有一个叫做明诚。”


“C et L(C和L).”Adèle突然说。


“什么……?”


“明教授的那些信。”Adèle说,“C写给L,L写给C。我曾经花费了那样漫长的时间去猜测,如果‘L’是‘Louis’,那么C会是谁,是Claude还是Chris。原来是‘诚’。”


“那些信,你记不记得它们写到了哪一年?”


Adèle回忆了一阵。“1958年。”她说,“这是一个时间节点。1958年之后没有人再给明教授写很多的信,而1965年之后,几乎没有人会给他写信了。”


“这与我听到的故事基本相同。”Louis说,“但这个故事要从1920年左右开始,从中国的上海开始。我的祖父也是被收养的孩子,他有一对同父同母的兄姊,还有另外一个收养的兄长……这的确有点乱。”


“一个姐姐,三个男孩子。”Adèle说,“是这样吗?”


Louis点了点头。“三个兄弟里最年长的是明楼,然后是明诚,我的祖父年纪最小。他们都在巴黎念过书。1940年前后,中国正在战争之中,明楼先生与明诚先生是投降者和日本人建立的新政府里的官员,而我的祖父,机缘巧合,他成为了特工。”


“所以他的姓氏改变了?”


“不,我想那应当是更后来的事情。祖父还在上海的时候,他明面上是两个通敌政府要员的弟弟,一个花花公子,而在暗地里他杀死敌人和叛国者。那时候的上海和巴黎有点像,她们都没有被战火肢解,但都是被投降所侮辱着的。逐渐地,我的祖父发现:他的两个兄长的身份远比他复杂得多,他们都是战士,都是爱国者,都是抗敌者,都是伪装者。”


“祖父的家庭里经历过许多死亡和牺牲,有些是真实的,他的姐姐为了保护他而死,但还有些死亡是假的。明楼先生和明诚先生伪造了我的祖父的死亡,让他从南方的上海转移到北方的北京。后来他们也伪造了自己的死亡,好让自己能够活着离开自己的故乡。二战之后的中国仍在打仗,但他们都已经到了国外。明楼来到巴黎,而明诚去了柏林。”


Adèle轻呼了一声,“他再也没有回来吗?”


“不,他回来了。”


Louis重新从他的手机里调出明楼年轻时的那张照片,他给Adèle看照片的背面,那里写着“1949”。


“我的祖父看过这张照片。”Louis说,“他说这一定是明诚先生给明楼先生拍的。他们可能偶遇在某个街角,明诚按下了相机。你看明楼的表情,他是那么地欣喜,那么地百感交集。”


“那么不像我那个故事里的‘明教授’。”Adèle说。


Louis略显惨淡地笑了一下。


“1949年后,按照祖父的说法,他们都在巴黎。明楼是一个教授,而明诚先生应当是一个记者。这些身份太容易掩盖他们别的身份,我不知道他们在巴黎做什么,但我想应该是做有用的事情。”


Adèle说:“我明白。”


“1958年的时候,他们分开了。这是祖父最后一次亲历他们的事情,他说那时候他们在巴黎有暴露身份的危险,会有人在街道或地铁口寻找他们的行踪,但回国也并不是一个足够安全的选择——因为路途遥远曲折,还有另外一些政治上的原因。那一年是祖父给他们传递了消息,等到1959年,祖父在北京短暂地见到了明诚先生。明楼先生没有回国。”


Louis把他的手机给Adèle看。现在Adèle知道那是她的故事里所没有的人,那是叫明诚的人在巴黎圣母院之旁被照印进相片里。Louis给她看相片反面所记下的拍摄时间:1958。


“祖父近二十年中唯一一次见到明诚先生,与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见到明诚先生,都是在1959年。那之后他自己卷入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麻烦里,等到多年之后他再想找他们的时候,所有的线索都已失却。祖父没有找到关于长兄明楼的线索,而按照你的讲述,明教授1973年在圣日耳曼昂莱逝世。”


“那明诚先生呢?”


“明诚先生的线索更清晰一些,或者更模糊一些,全凭旁观者怎么去看。祖父找到的线索是上海一家医院1963年冬天的记录,一张是急诊收诊的单子,一张是没有人领取的病危通知书,病因是急性腹膜炎,病人的名字那里写了一个‘明’——在中国,这其实不是很大众的姓氏,它的指向性可以很明确。”


“你是说,明诚先生已经早于明教授十年去世了吗?”


Louis平静地说 :“我不知道。”


他给Adèle看了另外一张图片,那是一本皮面烫银的老旧笔记本。


“这是明诚先生唯一从巴黎带回中国而被保留下来的东西。”他说,“是我祖父从他最后住过的房子里的地下室中找到的,它与历代住客留下的一些东西被堆放在一起。祖父去得很及时,新房东打算过几天就要把这些陈旧的杂物都卖掉。”


“是明诚先生的日记吗?”Adèle问。


“算不上,只是他随手写的一点东西。”Louis说,“他的身份应该不允许他把任何重要的东西记在纸上,但他会在上面写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。祖父去世后,我有一整个暑假都戴着白手套,用镊子来翻这个本子。看得久了,你会发觉明诚先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,比如他不喜欢吃清水煮白面条,而明楼先生可能只会做这一样食物。”


“从整本笔记里,我大致能落实很多祖父说过的事情。最开始的笔记虽然琐碎,但是压抑。他会写‘出事了’,会记下一些看起来很沉重的时间。后来我能猜出他去了柏林,他开始在本子上用铅笔写德文动词的变位,写哪些词接第三格,哪些接第四格。再后来他开始抄一些菜谱,他还画过索邦大学前的公共广场,应当就是回到了巴黎。”


“最后他又写:‘出事了’。但后面他拟了几句新闻草稿,字句前鲜明地写着1958年。他最后一句话写:‘今天写到这里,大哥来了。’后面的一句是不同的笔迹,写着:‘对,我来了。’整本的记录就到这里,没有1958年之后的记录。”


他们之间沉默了一阵。时间已是午夜,他们目力所及的左岸那边几乎没有行人,也没有车辆经过,塞纳河水缓缓流动,让人刹那间分不清年月时间。


“我很抱歉。”Adèle说。


“我说不清祖父是更难过还是更遗憾。他说他的两个兄长总是在一起的,很多年间他们的身份只有彼此才知晓,很多生死他们都是互相扶持着走过,他们不应该被分开。我对祖父说我日后想去巴黎上学,他就给我讲他们的故事。祖父说,他年轻的时候总是胡闹,总是乱跑,可以为了不满意所学的专业,从巴黎跑到图尔去。他们总是能找到他的,每一次都是,终于到这一次,该换他来找他们。”


Adèle问他 :“你怎么想?”


“我所恨没有生在那个年代,我所幸没有生在那个年代。我所恨我什么都不知道,我所幸我什么也不需经历。”


他这样说着,突然问她:“你什么时候离开巴黎?”


“下个月。”Adèle说,“我会再去给明教授放一束花。”


“我带了明诚先生的笔记本来巴黎。”Louis说,“我想……如果你的故事里没有他,祖父的故事里也没有他,他最终也应该进入这些故事的,他应该和那个最懂他的人并躺在一起。”


Adèle说:“的确。”


他们又安静地坐了一阵,面颊都已冰凉。Louis当先站起来,活动一阵坐僵了的膝盖,Adèle跟在他后面走过道布勒桥。Louis送她回住处,两个人长久地没有说话。车开出三条街去,Louis打开了暖风,Adèle打开了车载播放器,听到女歌手美好而微哑地唱道:“我们似海洋,你们似天际;我们如土地,你们如四季;我们是浪沫,你们是岸堤……[5]


四月的时候,他们重修了明楼的墓地。Adèle带了明楼留下的铁艺盒子,Louis带了明诚的皮面本。Adèle问Louis想不想看看那些信,而Louis只是数了数信件的数量,然后将笔记簿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,再把盒子埋进土里。


新的墓碑立起来,一侧刻着“Monsieur Lou Ming, 1905-1973”,一侧刻着“Monsieur Cheng Ming, 1913-”。Adèle在新的墓碑前鞠了一躬,Louis想了想,跪下去磕了个头,再站起来时,手掌、膝盖与裤腿上全是新春的草叶与草浆。他拍打自己的裤腿,而Adèle等到墓地的管理员离开,在他耳边悄声说:“刚才……他们说,明教授的棺材……可能是空的。”


Louis一愣。


“你想……打开它看看吗?”


Louis没有说话。他们并排站在新的墓碑之前,春风拂过草尖,阳光柔软明亮如同织锦,墓园清净无声。


最终Louis说:“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,既然不属于你我,我就不想知道了。”


Adèle一笑。


他们仍旧开车回去。Louis把车开得很慢,到了出城的红灯时稳妥地踩下刹车,目光望得很远。这次他分了一支烟给Adèle,Adèle看出他仍有一些深沉的心事,她说:“我们可以调头回去。我可以陪你。”


“不。”Louis说,“我只是……想到了一些什么。”


“如果你愿意,可以说给我听。”


红灯换了颜色,Louis将车开上公路。他开了一点车窗,让风吹散他身上的青草味。


“在中国,在一个很古老而总在打仗的年代,有这样一首的诗歌,它说:‘战鼓敲响,士兵列阵,我独自一人,向远方去。跟随我的将军,讨伐我的敌人,我不知是否还能归来,为此我忧心忡忡。我们曾经约定,无论生别死离,我们会紧握对方的双手,一起前行下去。’”


“这很美。”Adèle说。她的手指轻轻敲着落在她腿上的阳光。


“它叫什么?”


“《击鼓》,敲击战鼓的意思。当战鼓敲响的时候,士兵就要出发了。”


Adèle要查这首诗,Louis给她在手机上敲了字,听见她轻声说:“它好古老。”


她应当是按下了播放的链接,Louis陡然在车里听到了中文。


“击鼓其镗,踊跃用兵。土国城漕,我独南行。从孙子仲,平陈与宋。不我以归,忧心有忡。爰居爰处?爰丧其马?于以求之?于林之下。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……”


“很浪漫,也很难实现。”Louis说,“这首诗的最后几句说:‘于嗟阔兮,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,不我信兮。我害怕我死去了,我们就此分离。我害怕你我分离,我不能信守诺言。’”


Adèle 说:“我的母亲有一次问:‘明教授,整个巴黎都疯了,您怎么不疯呢?整个巴黎都哭了,您怎么不哭呢?整个巴黎都笑了,您怎么不高兴呢?’现在我明白,他没有必要那样做。他都经历过。”


Louis没有说话。他关上车窗的缝隙,提起了车速,车子里突然间变得静谧。春日的阳光金黄温热,春日的林野浩大碧绿,她当先说:“很高兴认识你,Louis。”


很久,他说:“很高兴认识你,Adèle。”




End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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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 法国“高铁”,train à grande vitesse


**法国“五月风暴”学生运动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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